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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援：新技術變革與城市交通發展
發布時間：2018-12-27 分類：趨勢研究
1. 引言
近年來，新技術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同時所引發的新問題也受到各方面的關注。作為一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服務領域，城市交通不應采取封閉的態度排斥新技術和新模式，不應坐等“蘋果熟透從枝頭自然掉落”，也不應隨意讓機器主宰重要的社會運行控制。
2. 全面認識新技術的內涵
當前的新技術發展，實際上體現了從技術應用到行業體系變革的趨勢。要想在這種變革中掌握主動，需要一場行業思維革命。
這涉及到三個層次的思維問題：
? 行業思維：通過技術應用解決行業內的緊迫問題（正如我們現在所做的）；
? 生態思維：通過系統變革解決行業在社會生態中面臨的重大問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城市交通所遭遇的是日益增高的人居環境要求與難以節制的個體化交通需求之間的矛盾）；
? 優勢思維：通過行業能力的提升，推動社會發展與變革（正如“交通強國”戰略、綠色交通戰略等所期望的）。
城市交通是一個技術-社會系統，其技術變革的任務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如果在新技術發展面前局限于行業思維，將處于被動狀態。只有積極主動運用生態思維和優勢思維，才真正有可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這種思維轉型的基礎，是對新技術內涵的全面認識。
今天的人工智能與早期的人工智能有了本質性變化，從模仿人、輔助人來完成部分工作，發展到根據授權依靠某種程度相對獨立的機器智能來解決部分問題。
人工智能的一些重要發展領域，例如大數據智能、群體智能、人機混合智能、跨媒體推理等，均將對城市交通技術變革產生重大推動作用。大數據智能將使得僅依靠自身經驗和知識的管理人員和交通系統控制技術人員成為落伍者；群體智能將促使開放與合作成為決策支持和運行服務中的主流；人機混合智能將極大地提升交通控制的能力；跨媒體推理將從本質上解決多元異構信息的應用。伴隨這些技術的逐步成熟，智能計算、智能控制和智能服務將上升到新的層次。這意味著城市交通的部分控制權將轉移給算法和機器，這種管控權力結構變化將促使現有城市交通運行組織進行必要的調整。
城市交通行業對區塊鏈技術遠沒有給與足夠的關注。事實上區塊鏈技術的價值，絕非限于制造比特幣，而是借助信用體系構建技術將互聯網從信息互聯推向價值互聯。當區塊鏈與物聯網進一步融合，更是形成了支持客觀信用體系的技術基礎。區塊鏈技術的真正意義在于助力構建新的商業模式和運行合作模式，對于可信數據應用、保護知識產權的智能計算服務、多中心模式的多式聯運組織、依托平臺的運輸和供應鏈整合等具有巨大的潛在應用價值。換句話說，這些技術的發展將催生新的交通服務業態、經營組織模式和決策溝通方式。
人工智能+價值互聯，形成了一種技術與商業/運行/運營模式緊密結合的技術催化劑，因而城市交通所面臨的是一場體系性技術變革，而不是個別領域內的局部技術進步。
由于城市交通承擔著不可推卸社會責任，因而在體系性技術變革面前必須思考如下問題：
? 如何有效推動城市交通領域的技術變革以更好地解決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以及預判技術變革可能引發的社會關系變化和新的社會問題并作出必要的響應；
? 在技術發展和營運模式未來存在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如何處理遠期與近期、可持續發展與眼前需求的關系；
? 新技術基礎上的新運營模式不再是被動地滿足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力求改變“游戲規則”，以尋求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構建城市交通社會治理體系的要求比任何時候都急迫。
因此，城市交通領域的技術變革不是在一個單純的技術領域，也不是在一個孤立的物理空間中的問題，需要在一個與時俱進的城市交通社會治理框架下思考技術變革！
3. 在時代發展背景下思考技術變革
城市交通是一個社會-技術系統，其特點是依托技術系統解決社會問題。技術應用目標并非取決于技術本身，而是具社會進步的導向性和社會健康的約束性。
城市交通的基本目標應該是在可持續性發展理念指導下，保障城市空間質量和城市空間活力。
對于城市空間質量來說，自然資源承載力、土地空間承載力是一種強外部約束。城市交通所要處理的并非“車”與“路”的矛盾，而是城市人居環境與交通需求的關系。由此造成城市交通只能在土地資源和空間資源約束下滿足受控的需求。
在特定的交通方式結構前提下，有限交通空間所承受的交通容量同樣是有限的，因而城市空間活動強度也有限制。這就是我為什么強調在新的空間規劃中，不僅要重視資源承載力，還必須重視空間活動承載力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自動駕駛、自動泊車等能夠提升空間資源使用效率的技術對于城市交通具有重要的意思，共享交通等能夠提高車輛使用率、降低車輛保有量的使用模式值得大力探討。這些新技術、新模式的使用，將有可能大大提高城市的空間活動承載力。
但同時必須看到，由于不可能完全消除車輛停放空間資源需求和移動需求的空間不均衡性，以及尚不清楚汽車共享模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以車輛使用權替代車輛擁有，目前還沒有顯示出可以基本擺脫個體化交通所受到的資源制約的前景（這里所說的前景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判斷，而非僅憑理念的猜想）。這意味著在到2035年、甚至是到2050年的規劃期內，城市交通絕不能動搖公交優先戰略。
強調公交優先這并不意味著公交模式一成不變，也不意味著只是采用地鐵等造價昂貴的交通方式替代常規公交。時代的進步造成出行需求愈加多樣化，也要求交通空間更加人性化。為了應對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公交的運行組織模式必須變革；為了解決發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需要更加深入地進行公交服務問題的精細化診斷；為了推進可持續發展交通模式，公交需要更加有效地實現與居民生活和城市活動系統的智能網聯。
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城市在人居環境上存在較大的欠賬，這是城市發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的重要問題。因而，在2035、2050年前技術進步所釋放出來的空間資源，應該投入到改善城市人居環境、步行環境，進而提升城市的空間質量之中。近年來得受到關注的慢行系統、街道網絡、生活圈等正是順應這種發展趨勢。空間質量提升與交通需求保障是一對矛盾，協調兩者關系需要更加科學的決策支持技術，也需要更加有效的社會溝通技術。
城市交通系統決不能將服務對象僅視為抽象的物理單位的空間移動，必須更多地考慮其社會屬性。由此產生了城市交通的另一個任務——保障社會公平性，促進社會整合。順應于此，技術應用要特別注意弱勢群體所面臨的需求，以及城市空間公平性的營造。諸如移動性規劃中強調的可達性覆蓋，基于大數據的弱勢群體空間集聚問題識別，公共交通服務盲區診斷等，反映了城市交通智能治理方面的技術發展需求。
面對如此廣泛的技術變革需求，有必要注意到技術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市場失效。例如，車聯網發展中對于公交智能網聯的選擇性無視、社會智能治理技術發展的滯后、多式聯運領域中區塊鏈技術應用的推進緩慢等。造成市場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預期經濟效益問題、組織障礙問題、法律缺失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等。這恰恰是需要政府干預來加以推動的，由此產生政府需要不斷進行技術發展趨勢和技術需求變化的判斷研究，以彌補前瞻性不足問題。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技術發展不一定只帶來正的效應。秦皇島的空中巴士成為一場鬧劇，共享單車成為一場代價昂貴的試錯，這些教訓都告誡我們技術變革必須避免一些陷阱。由于經驗的缺乏和專業領域的局限，新技術、新模式發展過程中決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為了發展過程的包容與有序的關系，需要一種更加開放、科學和規范的集成研討廳加入到決策程序之中。在新型信息平臺支持下的社會組織建設，將是集成研討廳的重要組織措施。
4. 在三元空間中重構城市交通系統
歸納上述討論，變革時代需要在“物理-信息-社會”三元空間中的重構城市交通系統。現有的城市交通的體系短板位于信息、社會兩個空間維度上，而不同空間維度上的功能協同，則是系統能力的放大器。
因此，可以將當前階段城市交通系統重構的政府主要工作任務歸結如下：
n 補短板：
? 完善信息空間的組織結構和規則體系；
? 建立社會空間的治理體系。
n 抓協同：
? 以社會發展目標為導向，促進物理-信息空間中的功能協同；
? 依托信息技術，推進社會空間中的智能治理；
? 借助技術力量，推動城市交通供給側變革；
? 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合理分配物理空間資源和調整空間關系，實現空間正義價值訴求；
技術發展使得信息空間維度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物聯網技術使得數據可以繞過人直接產生信息，大量的信息系統應用也使得企業在信息空間中取得強勢地位。但是，城市交通關聯的信息空間中的秩序混亂，使得可信數據、尊重知識產權的開放服務，乃至大數據支持下的智能治理等推進緩慢，嚴重束縛了技術變革的進程。為了改變這一狀態，信息資源規劃、信息空間技術規范、數據開放法規、數據應用邏輯等，均是急迫的建設和研究任務。
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由組織體系、制度體系、運行體系、評價體系和保障體系構成：組織體系是主體，制度體系是依據，運行體系是路徑，評價體系是標準，保障體系是支撐。對于城市交通社會治理來說，需要完成的任務包括：通過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來加以完善組織體系（主體多元化）；提升使用市場的、法律的、文化的、習俗的等多種管理方法和技術，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的能力；評價指標下沉，以貼近居民的獲得感等。而我認為當前工作重點，應該放在通過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和政府實施購買服務的形式，加強治理的主體多元化和治理的服務引導化之上。
5. 結束語
在傳統的城市交通中，政府扮演了“全能型選手”角色，且注重于設施建設，可以說是一個物理空間維度單向生長的系統。雖然傳統城市交通對策涉及交通需求管理、交通政策、交通戰略等社會問題，但是由于并未形成現代化城市交通治理體系，因而在社會維度上是一個不完整的殘缺系統。信息空間維度上不應是數據的簡單堆砌，也不是單純軟件系統的堆積，當前在這一空間維度上缺乏資源管理-開放規則-傳播秩序-應用邏輯的體系結構，也成為了發展的瓶頸。城市交通在三元空間中發展的不均衡不充分，是我們面對變革時代亟待解決的問題。學界、管理者和技術人員都必須在認識問題方式調整的基礎上，跟上時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