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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乾：“互聯網＋”：舉足輕重 遠未過時
發布時間：2019-11-20 分類：趨勢研究 來源：來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互聯網企業發表觀點，認為“互聯網＋”已經過時了。例如，某互聯網企業研究院撰寫的研究報告就提出，從2019年開始，“互聯網＋”時代結束，“智能＋”時代取而代之；另一家互聯網企業研究院撰文指出，現在到了產業互聯網取代“互聯網＋”的時候。這些企業幾乎同時宣告“互聯網＋”的結束，給人們一種“互聯網＋”真的過時了的感覺。
那么，“互聯網＋”真的過時了嗎？我們先來看看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是怎么說的。在談到“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時，李克強總理要求“加快在各行業各領域推進‘互聯網＋’”，要求推行“互聯網＋監管”改革、發展“互聯網＋教育”、實施“互聯網＋督查”等。顯然，從國家層面來看，“互聯網＋”并沒有過時，仍然在繼續大力推進。
201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率先提出“互聯網＋”，隨即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和熱烈響應。國務院很快就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11項行動計劃。此后各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都陸續出臺了相應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毫無疑問，“互聯網＋”已經成為一項國家的戰略行動計劃。
四年來，國家“互聯網＋”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互聯網＋”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一項國家戰略行動，未來還將在較長一段時間持續引導各行各業的發展方向，互聯網企業應該堅決貫徹落實國家的“互聯網＋”行動計劃。
一、“過時論”的原因分析
最近出現的“‘互聯網＋’過時論”是由一系列因素引發的。綜合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企業研究滋生出了浮躁心理和風氣。一些企業研究機構往往在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便搶先發布所謂的研究報告，提出一些博人眼球甚至是聳人聽聞的概念和說法。實際上，當前一些人熱衷的所謂“消費互聯網、產業互聯網”、“中臺”等概念，嚴格來說，在學理和邏輯上是很成問題的（參見作者撰寫的《作為偽概念的產業互聯網》《再議產業互聯網的混亂邏輯》），但這并沒有影響這些企業研究機構的炒作熱情。
其次，“互聯網＋”仍然缺乏一個科學合理的權威解釋。盡管“互聯網＋”戰略已經實施四年了，但人們在解讀其含義時，仍然各說各話，缺乏共識。實際上，盡管有關文件也對“互聯網＋”進行了定義，但由于不夠鮮明、缺乏時代特征，因而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共識，這對其權威性和嚴肅性難免帶來不利影響。
第三，一些新的技術、概念和說法，不斷沖擊著人們對于“互聯網＋”的認知。近年來出現了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眾多概念、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人們對于“互聯網＋”的熱情和關注。由于沒有從理論和政策上向人們闡述其與“互聯網＋”的正確關系，以至于一些人在潛意識中產生了“互聯網＋”已經過時了的觀念。
二、輕裝信息化是“互聯網＋”的本質屬性
出現“‘互聯網＋’過時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堅持和創新發展信息化理論。本來，我國早在1997年就建立了科學合理的“信息化六要素論”（信息資源；信息網絡；信息技術應用；信息產業；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規、標準和規范）的信息化認識框架，并成為指導我國信息化應用推廣工作的理論基礎，這也是我國“兩化融合”戰略的認識基礎，但此后“信息化六要素論”并沒有得到新的發展。
重構信息化認識框架的核心是深刻認識新一代信息技術對“信息化六要素”的作用。實際上，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從架構框架、基礎設施建設、業務應用范圍、參與主體等方面不斷顛覆傳統的信息化建設面貌。
特別是云計算技術和思維使得信息化建設領域出現新的分工、分化。在傳統技術條件下，企業需要自建內部網絡環境、建設專門機房和數據中心、購買各類服務器和存儲器等，耗資巨大，動輒千萬。但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條件下，企業可以不再需要自己建設、購買那些需要巨額投資的軟硬件了，而是向電信運營商或互聯網企業租用相關技術條件、軟件業務系統和基礎設施，甚至容災備份都可以不用管了，因為云計算企業已經提供了這方面的服務。在傳統技術條件下，這些投資占據企業信息化建設費用的絕大多數，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我們可以將信息化建設的這些內容看作是信息化建設的“重裝”部分。
毫無疑問，由“自建”向“租用”的轉變大大簡化了企業信息化建設，企業得以“輕裝上陣”并節省大量投資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主要任務是規劃合理有效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完善和管理業務數據庫，加強業務信息系統的日常管理與維護，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等。我們可以將信息化建設的這些內容看作是信息化建設的“輕裝”部分。
隨著信息化日益分化為“重裝”“輕裝”兩個部分，信息化建設日益出現兩種從未有過的現象：首先，各行業信息化的技術難度日益降低、成本不斷下降，信息化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其次，“重裝”、“輕裝”日益分化趨勢，不僅加劇了IT技術產業、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業的競爭與技術進步，也加快了傳統行業的技術進步，跨界融合不斷出現，傳統行業面貌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我們可以將信息化的這種新的發展趨勢稱為輕裝信息化。
輕裝信息化使得傳統的“信息化六要素論”獲得重生，也使得“互聯網＋”得以構建在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根基的理論基礎之上，從而為我國的“互聯網＋”戰略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理論支撐。
輕裝信息化具有強大的解釋能力，能夠解釋、解決眾多“互聯網＋”相關的問題。例如，將新一代信息技術很好地融入信息化體系架構（參見作者出版的《“互聯網＋”的支撐環境研究》一書）；將信息化建設劃分為“輕裝”“重裝”部分，有助于區分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的不同內容；輕裝信息化也能夠很好地解釋人們常說的所謂“互聯網＋”與“＋互聯網”的區別；等等。
三、輕裝信息化是人工智能的真正源泉
在某些企業研究機構看來，“‘互聯網＋’過時論”的首要原因與人工智能有關。他們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讓“互聯網＋”過時了。但實際上，人工智能仍然是當前輕裝信息化的組成部分。
技術進步的直接作用就是替代經濟活動中人的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第一次工業革命實現了機械對人力的替代，第二次工業革命通過電氣化實現了自動化，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實現經濟活動的智能化。與前兩次工業革命不同的是，要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化”，必須在技術變革與新興產業發展之間增加一個中間環節，即“信息化”。也就是說，“信息化”賦予經濟活動以“智能化”。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區別于前兩次工業革命的最大特征。
但是，不同的IT技術帶來不同程度的“智能化”，而這種“智能化”的差異主要通過其信息化架構去體現，信息化架構是我們理解當前產業創新發展的后臺系統。只有認識和理解了不同技術條件下的信息化架構及其差異，才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和理解產業創新發展的基本特征。“輕裝信息化”很好地適應了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活動的智能化水平。這也就是德國將第三次工業革命分割為“工業3.0”、“工業4.0”兩個部分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重裝信息化對應“工業3.0”，輕裝信息化對應“工業4.0”。
算力、算法與數據被認為是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而這三大要素，除了算法之外，算力、數據都與輕裝信息化有關，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正是由于輕裝信息化的出現，才使得新一代人工智能有別于傳統的人工智能。
四、充分認識國家“互聯網＋”戰略的重要意義
當前“互聯網＋”戰略在很多方面都對國家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限于篇幅，僅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深入闡述。
（一）“互聯網＋”標志著我國互聯網經濟實現了由模仿向自主創新的轉變
長期以來，各國的互聯網經濟不是被美國企業所壟斷就是照抄美國的概念、模仿美國企業的商業模式。就我國來看，信息高速公路、門戶網站、數字城市、智慧城市、微博等都來自美國，一些電子商務企業在發展初期幾乎照搬美國亞馬遜等企業的模式。但是，從2008年開始，我國企業信息化業務應用模式在與本土經濟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理念、商業模式，如互聯網思維、線上線下閉環融合（O2O）等，而2011年出現的微信則是完全基于中國的社交經濟發展的集大成者。因此，2015年的“互聯網＋”可以看作是對之前我國社會各界自主探索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經驗、模式和規律的概括、總結與提煉。
（二）“互聯網＋”構成經濟新常態的產業技術基礎
從2014年開始，新常態就成為我們理解和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基本出發點。從各種權威論述和分析來看，我們主要是從宏觀經濟指標和經濟結構調整角度去界定新常態，但是，新常態實際上還應該包括我國經濟架構的歷史性建構及其深遠影響。
在輕裝信息化之前，經濟社會運行的信息化成本相對較高，各行各業只能運行在各自的傳統領域，從架構來看，經濟是支離破碎的。然而，隨著輕裝信息化的日漸深入，支離破碎的行業經濟像鐵屑受到磁鐵吸附一樣，開始往一個統一的中心匯聚。各行各業盡管仍舊保持各自內在的產業技術特征，但卻日益被構建在一個趨同的“互聯網＋”的架構之上。從內容來看，“互聯網＋”已經為中國經濟構建了三大新興基礎設施，即電子商務平臺、電子（移動）支付和由電商快遞發展起來的現代物流體系。當前“互聯網＋”正在向工業、制造業領域深化應用并引發更為深遠的變革和影響，工業互聯網平臺開始成為未來物質生產領域的新興基礎設施，這些新興基礎設施是當前促進國家創新創業的基礎條件。從經濟發展史來看，“互聯網＋”的這種屬性類似于電力發明和應用對人類工業化的作用和地位。
與此同時，“互聯網＋”也給新常態帶來諸多新興業態，正在對產業結構產生革命性影響。“互聯網＋”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各個領域形成新興產業，如云計算：“互聯網＋”從內部對傳統產業的作用使得其面貌發生重大變化；互聯網企業或新興企業依托平臺從外圍對傳統產業進行顛覆性革新。上述每個方面都在對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理應構成當前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互聯網＋”應該成為我們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經濟新常態的技術經濟基礎。“互聯網＋”不僅有助于分析當前產業發展的生產要素配置的方向和特征，也有助于我們把握改革發展的方向。
從上述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互聯網＋”根本沒有過時。“互聯網＋”不僅是我國信息化建設走向技術自信、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源動力。因此，李克強總理才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反復強調要繼續大力推進各行各業的“互聯網＋”行動。
